leyu合浦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，至今仍有众多汉代历史文化遗存，文昌塔、东坡亭等其他朝代历史建筑也保存至今；它拥有汉墓群、大浪汉城遗址、大士阁、草鞋村遗址和惠爱桥等五个全国重点文保，还拥有内陆地区少见的民国骑楼建筑群，以及富商兴建、中西合璧的槐园，一起见证着时代变化……从古代到近代，合浦呈现着复杂面相，也承载着一部文明史。
除非沉下心来好好待上一段时间，否则很难走遍拥有5处全国文保、14处省级文保和6个4A以上景区的合浦。若不想面面俱到，仍有一条路线可供选择：大士阁——惠爱桥与骑楼街——槐园——汉墓与汉代文化博物馆——文昌塔。
从广东进入广西，沿途经过陆川、博白和浦北三县，在进入合浦城区之前，会先经过山口镇。因此，山口镇永安村的大士阁成为我在合浦的第一站。
建于明成化年间的大士阁被誉为“南海古建明珠”，是距离海岸最近的明代木构古建筑。沿着村道前行，很快便可见到一个口袋形广场，被铁栏杆围绕的大士阁立于广场中央。
大士阁外有位村中老人在散步，见我游客模样，立刻手指大士阁：“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”。对于永安村民来说，大士阁不但是村中地标，也是旧日荣光所系。他见我站在大门前端详大士阁的结构，又凑过来对我说：“打台风都不怕，几百年了，我们以前碰上台风，都躲到这里来。”
如今的永安村，一栋栋钢筋混凝土的村民自建房林立，村民早已无需在大士阁中躲避台风。昔日大士阁作为永安村制高点的地位，也早已被自建房的高度一次次打破。但在当年，两层的大士阁就是永安村人心目中最坚实的避风港。一根钉子都没用的它，经历六百年风雨沧桑，尤其是一次次台风和地震，仍屹立不倒。
一般来说，海边建房以石材为最优，可抵御台风和日常海风的腐蚀性。木结构建筑不但少，而且在近海地区保存难度更大，大士阁的留存实在是个奇迹。
“永安”这个村名并非单纯的美好愿望，它还与军事有关。正是为了“永安”，明清两代在此先后设立了千户所、守备所、游击将军公署等军事机构。
围着大士阁转了一圈，只见它坐北向南，重檐歇山顶，面阔三间，分前后两阁和上下两层，采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岭南风格大木构架。屋顶用板瓦、筒瓦仰覆相扣，每顶有九脊，各条脊上都有精致的花纹装饰。前亭的正脊正吻兽是一对展翅凌空的凤凰，脊正面中央是一幅二龙戏珠图，后亭正脊正吻兽则是一对鼓目圆睁的龙首鱼身怪兽。
整座楼阁的大木构件均采用南方铁木，以三十六根圆柱形成柱网，支撑整座大殿。各柱间有72条牵梁，梁柱纵横交错，柱子完全依靠榫卯相连，柱底有形状不一的石刻莲花座，柱础只入土10到15厘米，下面无基础，有一根柱脚悬空，相当别致。
“大士”即观音大士，大士阁在阁楼供奉观音，因此得名。它最初是永安鼓楼，据《永安城重修大士阁碑记》记载，清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鼓楼重修，清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起，村民才开始在此供奉观音，改称鼓楼为“大士阁”。
全木结构的大士阁，在专家眼中自有特别之处：一般牌楼没有楼层，它却设二楼供奉观音。至于建筑结构和柱子基础，都有典型的宋代风格。
大士阁旁有两座旧时庙宇静立。白墙灰瓦的是城隍庙，红墙灰瓦的则是关帝殿，二者相映成趣。城隍庙是旧时卫所标配，关帝殿更是军事堡垒不可缺少的存在。
在合浦的众多历史遗迹中，大士阁可算是“承上启下”。明代设立永安卫所时的合浦，早已不复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时的荣光。甚至对于实施海禁的统治者来说，它还是一个累赘。但海洋文明的势头无可阻挡，在大航海时代后，世界文明进程陡然加快。原本形同鸡肋的近海城市，突然成为列强眼中最具潜力之地。1876年，清政府与英国签订《中英烟台条约》，广西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。
永安作为军事卫所的存在意义，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北海的另一种城建方式。大士阁也逐渐孤寂，从此隐于乡间。从晚清到民国，合浦开启了新城建设，中西合璧的骑楼街区就此崛起。
相比北海老街的高度商业化，合浦的骑楼老街区更原始古朴，也更看得出时代碰撞的痕迹：它曾因开埠而兴旺，又日渐凋零，如今仍是老街坊的居住地，见证着合浦的人间烟火气。
抵达合浦老街区时，天色已近黄昏，我直奔惠爱桥。西门江是合浦县城所在地——廉州镇的母亲河，是南流江的入海分支。如今江面上有多座不同时代的桥梁，惠爱桥是其中最抢眼的一座。
惠爱桥始建于1506年，1520年完工，明末和清乾隆、嘉庆年间历经多次重修。当时的桥体已然不存，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时曾毁于大火，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时任廉州知府的李经野捐出一年俸禄，并号召乡绅捐款，由当地工匠蒋邑雍设计重修，新桥于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落成。
李经野生于1855年，去世于1943年。他进士出身，为人刚正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他眼见国势积弱，上书请求立宪，遭保守派打击，被贬为廉州知府。他在廉州期间不畏权贵，豁免苛捐杂税，大力兴办新式学校，深得百姓爱戴。正是眼见旧桥被焚毁，百姓只能摆渡过河，所以李经野慷慨解囊并集资建桥。
仅仅百年出头的桥梁却位列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自然内有乾坤。走到惠爱桥前，两岸均已辟为步道，供民众散步。侧面望去，惠爱桥的结构相当特别，专业说法是三铰拱人字架结构。桥上部以四根方木构成两个人字架，人字架顶端各衔咬一根垂直下坠的木桩，形成两个并列三铰拱。拱脚支撑在两岸石砌的榄核形桥墩上，桥墩旁还设有砖砌弧拱式泄水孔。
惠爱桥采用印尼坤甸木，材质坚硬、耐腐抗蛀，所有接合位置均采用燕尾榫、方榫等技术，不用一枚铁钉，民国期间才在一些受力点上加角钢夹板。桥的人字梁顶节点旁和中间吊杆顶部都凿有方形盛油孔，倒入生桐油，使油渗入木头防裂防腐。桥顶还覆有瓦面，以防雨水从上端渗入。桥的设计者蒋邑雍原本是泥水工匠出身，却设计出如此符合力学原理的三角形结构木架桥，堪称奇迹。
两侧桥头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，一侧是合浦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，另一侧则是全国重点文保。站在桥上，时有行人经过，多是老人，若是彼此熟识，还会唠唠家常。
黄昏时分与惠爱桥和骑楼老街的匆匆一会，显然不会是全部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再次来到这里。停车处与惠爱桥相隔不远，位于一条短短的分岔路上。行至路口，眼前打横一条长街，便是骑楼街区的中心——阜民路。以惠爱桥和西门江为分界，桥西为阜民路，桥东为西华路和中山路。
合浦早在秦汉时便已开埠，一直是中原商贾与东南亚交往的重要集散地，后称廉州，史书有“文物之盛，媲美中朝，岿然东南一大都会也”的记载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廉州府城不断扩大，“周迎千丈有余”。
以西门江为交通依托的各种专业街市，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形成。店铺商号保有量一度达到1300多间，此外还有各种外地商人兴建的会馆等机构。
阜民路的前身是阜民圩，与西门市一样靠近西门江而设。这些临江街区既拥有河道航行的便利，又是旧时钦廉古道的必经之路，因此形成货物集散地。“阜民”之名，有“物阜民安”之意，正应了这商贸繁荣。
当年的廉州府城有宋代建成的古城墙，还有大小门楼，其中以东门的钟鼓楼最为著名。与许多城市的钟楼、鼓楼分开不同，廉州东门类似西安，将钟楼和鼓楼二合一，极具历史价值，可惜在1973年被拆除。这也是廉州古城消失的句号。在此之前，由南越王行宫改建的东山寺、汉甘露井、还珠亭均已被毁，传说中的“七十二庙十八坊，十五亭台楼阁榭，十二古桥，卅家书院，二十祠堂”，多半不存。
阜民路保留的上百座骑楼建筑，普遍融合中法两国风格，不少建筑的外柱上还保留着旧日商号的名字或广告。隔河相望的中山路，也保存着数十座混凝土结构的西洋骑楼，当年曾是各种商号、诊所和药房所在地。
合浦的骑楼并未经过改造，不同于时下的网红街区，它保留着旧时模样，墙体脱落的柱子、斑驳的墙面，还有那些被榕树彻底侵占、内部已经坍塌的仅存门脸，都诉说着时代沧桑。近百年前的骑楼街建设，标准相当之高，从如今普遍仍存的窗户雕饰和卷拱山墙便可看出。骑楼门面一般只有四五米，但纵深极为可观，有些直通后巷，有些直抵江边。楼内有天井，相当清幽。
小三轮师傅们坐在自己的车上，互相扯着家常。有人家在门口摆个小方桌，旁若无人地吃着早餐。有老商号开着门，卖着简陋的生活用具和几样蔬果。
阜民路和中山路，还有西门江上的几座桥梁，搭建了老街的肌理。头甲社、二甲社、三甲社、石桥街等街巷穿插其间。若是找不到目的地，随便找个当地老人询问，对方必然如数家珍。
残存或重修的历史建筑旁，总有炽热的人间烟火见证着真实生活。比如三甲社的大门前，两只金属异兽一左一右，相当气派。旁边是一个小推车的早餐档，摊主在认真地炒肠粉，空气中弥漫着香气。
无论阜民路还是中山路，商住两用的街区形态都没有容纳新式私家大宅的空间，所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廉州士绅，开始在郊区兴建宅院。
这些宅院多已不存，唯一保存完好并成功活化的是槐园，它是廉州士绅王崇周的故居，始建于1927年，1932年完工。
走到园外，便可见到相对而望的两座主建筑，右侧红砖的西式建筑是主楼，左侧黄色西式建筑其实是一座门楼。
黄墙配蓝色门窗的门楼相当精美，它呈典型欧式风格，为砖木钢筋砼混合结构。如今它位于槐园一侧，但旧时是槐园正门入口，门口前原有牌坊，今已不存。
门楼不但是富贵象征，也是迎宾场所，在旧时大宅里地位重要。如今的门楼依然会客，但会的却是茶客。
从中式锦鲤池畔望向门楼侧面，可算是它的最美角度，西式门楼和中式园林实现了风格的和谐统一。槐园的主建筑同样中西合璧，是一座砖木钢筋砼混合结构的四层楼房。一层为券廊式，二层为柱廊式的欧洲古典风格，仿古罗马斯塔干式方柱与爱奥尼式圆柱进行组合，中间有凸出的半圆阳台。三层为硬山顶的传统中式风格，左右对称布置着两间硬山式琉璃瓦顶平房，飞檐翘角。四层为亭阁式的中西糅合风格，居中为一栋砖木结构重檐四角攒尖、琉璃瓦顶的中式亭阁，前面为一座钢筋砼结构、八角穹隆顶西式凉亭，如此混搭却相当协调。
兴建槐园的廉州士绅王崇周，人生正处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时代，因为有着开明眼光，他不但修建中西合璧的园林，也是合浦地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人物。
王崇周生于1908年，本名王传冕，字崇周，合浦廉州人。他出身官宦家庭，祖父王乃宾曾历任泗州知府、广西候补道、光禄大夫。父亲王师浚曾任职清廷，民国时期成为首任民选合浦县县长。王崇周早年就读于上海符志学院法律系，深受西方思潮影响。
回到家乡后，王崇周乐善好施，积极投身公益。兴建槐园后不久，他就在园子南侧创办以祖父王乃宾之号“雁秋”命名的雁秋小学，免费招收学生入读，还给贫困学生发放补助。
1930年，王崇周与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等人一道发起创办合浦医院。1932年，他卖田捐款，支持十九路军抗战。1938年，他创办《粤南日报》，为钦州和廉州一带民众传递一手新闻。1941年，捐款重修合浦东坡亭。1949年，他前往香港定居，1992年曾回到合浦省亲，晚年继续支持家乡建设，2002年于台湾去世。
在当年的合浦，槐园是最气派的房子。其落成时，合浦县城尚未通电，一入夜就漆黑一片。王崇周从广州买回发电机和灯具，晚上发电，整个槐园如不夜城，全城可见，如花花世界，因此人们称之为“花楼”。
走在主楼的敞廊上，细看旧时建筑用料，可见虽然陈旧斑驳，却始终保存完好。与珠三角等地的洋楼建筑一样，当年建设槐园时，王崇周也去广州和香港等地购买进口建筑材料，质量相当过硬。尤其是地面上的瓷砖，历经近百年时光，连花纹都依然清晰，色泽始终鲜艳。
晚清民初，合浦地处偏僻。即使所在的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，合浦仍然并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线。也正因这样，槐园的价值超越了建筑本身。它绝非地方士绅的炫富工具，一来王崇周热心地方公益，泽惠合浦，二来槐园本身为合浦人呈现了当时世界最新潮的生活方式，将电灯、混凝土乃至建筑美学等融为一体，让合浦人得以看到世界的真实模样。
当然，这绝非合浦第一次看世界，早在汉代，它就以“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”的身份与世界紧密相连，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。
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武帝平定岭南，将原南越王国盘踞的桂林、象郡、南海三郡地区分设为九郡，包括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和日南，合浦郡下设合浦县。
东汉末年，合浦的行政划分又出现变化。《三国志》曾记载，“权（孙权）以交趾县远，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”。唐朝初年，合浦郡改称越州，合浦县属之。贞观年间，越州又改称廉州，合浦县属廉州。廉州之名在宋元明清一直沿用，是两广重镇之一。
合浦的荣光早在西汉时期便已开启，如今的合浦县博物馆，全名便是“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”。
博物馆区正中有一座高台，拾级而上，大殿内供奉着三位东汉官员，名气最大的当属马革裹尸的马援，另外两位是费贻和孟尝，三人都曾推动合浦发展，功在后世，并称“合浦汉代三杰”。
马援是东汉初年名将，曾平定交趾叛乱，行军所过之处，常为郡县修治城郭，穿渠灌溉，造福于百姓。
费贻在担任合浦郡太守期间，勤政廉洁，又将中原农耕技术带到合浦，亲自教合浦民众耕种，修渠筑坝。他离任时，百姓扶辕百里相送，又将送别时所经大山命名为廉山，将合浦江改名为廉江。后来李世民将合浦郡改为廉州，正是因为廉山河廉江的存在。
当年合浦以产珠著称，东汉时曾有贪官盘剥百姓，采求无度，民众苦不堪言，珠产量渐渐枯竭。孟尝上任后，革除前任弊政，令民归农，采珠业得以休养生息，逐渐重新有珠可采，商贸恢复正常流通，这也是“合浦还珠”这一典故的由来。
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开通后，汉朝与沿线各国的交往相当密切。汉朝使者和应募商人携带黄金、丝绸等，从合浦乘船启航，沿途与东南亚、南亚、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进行贸易交往。
合浦作为滨海关口，同时也是可以利用内河水道直通中原的最便利海港，因此海外使者和商人往往从合浦登陆，随即取道南流江，沿着内陆河道北上达中原内地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就有记载：“自汉武以来，朝贡必由交趾之道”。
博物馆区的高台下便是汉代文化博物馆。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它，实际上是中国收藏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数量最多的博物馆，馆藏文物多达5200余件，一级文物21件，二级文物177件，三级文物289件。
一件青绿色釉身、细长颈、椭圆形腹、单手柄，带着斑驳痕迹的波斯陶壶，是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之一。它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却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波斯陶壶，也是唯一东汉时期的波斯陶壶，对于研究波斯陶的输入年代和中西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意义。
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，日南、徐闻与合浦并称，但从地理和考古发现来说，合浦的始发港地位无疑是第一。相比日南和徐闻一西一东的位置，合浦位于北部湾中枢。徐闻已发现的两百多座汉墓多半是中小型的东汉砖室墓，以平民墓居多，已发掘的约600件陪葬品中未发现珍贵的金器等。合浦汉墓的规模之大、数量之多，出土文物之丰富，均非徐闻汉墓可比。资料显示，合浦汉墓预估有万座，在已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，往往一座汉墓就有数百件随葬品，而且有大量玉石、琉璃、金器、水晶和玛瑙。
汉文化博物馆里的展品多半都是墓葬品。中国本土产的随葬品以青铜器为多，其中一匹西汉青铜马，长与高均接近一米，马头作嘶鸣状，瞪着双眼，竖着耳朵，上下唇外翻，形象颇为张扬。但它并非博物馆里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，錾刻花纹铜器才代表着当地特色。
古代青铜工艺在经过商代和春秋时期的繁荣后，秦汉时已衰落。汉代青铜器不再走先秦的庄严厚重和古朴风，变得轻便灵巧，纹饰也崇尚简朴。但在岭南地区，錾刻花纹工艺却得以兴起，人们在薄胎青铜器上錾凿和镂刻出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，凸显华丽。汉文化博物馆中的各种青铜承盘、酒樽、食盒、长颈壶、提梁壶、豆形灯和凤凰灯等，都是錾刻花纹工艺的呈现。
最精美的当属铜凤灯，通体錾刻精致羽毛纹，凤尾下垂，与双足一起平衡器身，背置灯盘、颈向后弯，嘴衔喇叭形灯罩。据专家分析，当烛炬点燃后，冒出的油烟会自然进入灯罩，通过铜凤颈部进入腹部，使用者只需在腹腔内盛上适量的水，就可让烟灰凝结容纳于水中，以保持室内空气清洁。而且，铜凤颈部以两套管衔接，可以拆开转动调节灯光。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，就这样在一件青铜器物上呈现。
展品中的琉璃饰物工艺惊人，有些出土汉墓，仅玻璃珠数量就过千枚，而且五颜六色，形状有圆形、菱形、橄榄形、花篮形等，工艺之繁复精美令人惊叹。这些玻璃饰物有本土所产，但绝大部分是舶来的“洋货”。其中深腹圜底的蓝色玻璃杯，即使不免残破，但仍然晶莹。它从古罗马输入，半透明的质地和温润的翠羽色，都堪称当时琉璃工艺的代表作。
不同地区与文化的融合，在两千年前的展品中也能见到。比如西汉时代的金手链，由橄榄形、葫芦形饰件和镂空金花球组成。镂空金花球是印度风格，焊接工艺则源自地中海地区。
博物馆园区里还有两座中式建筑，内部是已挖掘的汉墓展示。合浦汉墓群分布于县城东南郊丘陵地带，博物馆正是在四方岭汉墓发掘的遗址上兴建。
女儿一走入汉墓展示厅，便惊呼“棒棒糖”。这种砖室汉墓的外形确实像个大号棒棒糖，它以陶土烧制的条砖砌筑，一般由前室、后室、耳室、壁龛、甬道和墓道构成。
合浦有着大量规模宏大的汉墓，仅仅望牛岭汉墓群就发掘出六座西汉古墓。规模更大的当属风门岭汉墓群的6号古汉墓，它也是广西所发掘的相对最完整古汉墓。考古工作者在其中发掘出大件文物130多件，小件文物数以千计。也正是这些汉墓，记录着昔日合浦的光辉，见证着这片土地与世界的联系。
站在合浦汉文化博物馆的高台上，可以见到博物馆外的十字路口，一座修长秀美的古塔隔着宽阔道路与博物馆高台相望。
这座古塔红白相间，为八角形七层楼阁式砖塔，建于明代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年，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。
如今文昌塔下已被辟为公园，一片片绿地起伏，极为适合行走。36米高的文昌塔立于公园中央，走近它时，先看到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。塔身坐北向南，由底层向上呈锥形逐渐收窄，塔基以长条青砖石板构筑，塔身由青砖叠砌而成，每层外檐均为菱角砖檐。原本塔底有门，可以登上塔顶，一览廉州风光，但1985年修缮时，出于保护目的，以砖封砌塔门。据记载，塔内每层墙壁都砌有六格佛龛，佛龛里曾安放佛像。塔尖原本是密檐塔刹，后遭雷电击毁，修缮时改为如今所见的葫芦宝顶。
在当年的廉州和钦州地区，文昌塔堪称最具风水意义的地标之一。明崇祯年间《廉州府志》记载：“址于城南之冈，累七层，高丈十，贯以阶升，外扃以环道，翼以扶栏，朱碧辉映，时有铮铮之声。峭出之间如文笔状，固一郡之望也。”《合浦县志》也有记载，称建造文昌塔是因为“此地无高冈，江流斜去，形家所忌”，由此造成“民无储蓄，科民寥寥”，于是“造塔以镇之。塔名文昌，义取丁火之文明也”。
也就是说，在古人眼中，合浦这地方风水不好，所以民众穷困，中科举者极少，所以才修建文昌塔。这当然是牵强虚无之说，古代合浦的穷困，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涸泽而渔，加上海禁，昔日开放港口的荣光早已不再。至于科举问题，广西地处偏僻，当时文教本就不佳。当然，文昌塔的兴建本身也是地方官员对文教的重视，“以塔转运”之说固然毫无根据，但在当时社会确实有宣教意义。
文昌塔公园的入口处，还有一块石碑，写有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合浦汉墓群文昌塔区”字样。文昌塔周边的绿地之下，便是大片的汉墓群。合浦的魅力恰恰在于这地下与地上的关联，两千年前的地下文物与数百年的地上文物并存，更可贵的是，它并未在曾经的封闭中沉寂，槐园和骑楼街都见证着它开眼看世界的努力。这种在一次次历史跌宕中始终不曾缺席的县城，其实屈指可数。
